公杨氏，讳景芬，字祖德，河南府洛阳人也。其系盖出汉太尉震，而坊州司马、赠尚书左丞庆者，生子偕，少知名，其学长于论议，刚直廉洁而爱人，事昭陵为翰林侍读学士。其弟任，幼而乐谊，不及仕以卒。生子恂，为奉宁节度推官，赠通议大夫，退俭不矜伐。两世宜大矣，皆以不期人知，人亦莫知之，以钟其庆于后而生公。公端静而开警，内刚而外和，敏于从政，善与人交，薰然忠厚君子也。少治《春秋》，未尝与人言；遇事发其论议，亹亹不可穷。以侍读任为试校书郎，调定陶主簿，曹州司理，真符令，改大理丞，七迁至朝奉大夫，勋上轻车都尉，服三品。尝知永城县事，知化州事，通判亳、定二州，擢石塘催纲、都水勾当公事，提举淮南折纳，河北东路常平，京东保马保甲，皆有能声。化州并海，亡城郭，岁赋竹苇为藩。飓风至，飘卷为虚。居者不安，民疲于赋，且土疏不可城。君奏乞库钱百万，陶甓城之，岁以无患。海旁诸州，皆图去为式。宣徽冯公京守亳，事无大小皆诿公。公为一二裁处，而阴推其意于守，若不自己出者。冯公心善之。定守多重臣，尚威，通判视簿书，无可否。公曰：「州事，吾职也，岂出位者」？有害于理、戾于法者争之。帅宪肃韩公绛亦深知公。其领淮南折纳，诸路皆有使，及还，争求对，冀得迁。公曰：「事隶有司，且复命矣，尚求对何为」？独不求对。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骛功，文檄山委，州县不能应，则被谴去。公至，省十七八，谕州县以法如此，户部反诋其不如法，请罢公，然朝廷益知之。会得疾卒，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，享年六十一。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，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平洛乡张封村，从通议公之兆。夫人张氏，某县君。子规，云安军司理、大郊社斋郎。二女，长适进士孟安，幼未行。公事后母以孝闻，廪入不私，杨氏之吉凶礼事皆资焉。尤为太师文公、司空吕公所知。补之闻之孔子曰：「士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」！天下之求于圣人之言者过，而期于士者薄。曰仁，必伯夷，必颜渊，故后世之为仁者微。孔子不云乎：「苟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，我未见力不足者」。夫能一日用其力于仁，而孔子与其无不足，则自斯而往，曰是可与为士矣，可与任重而道远矣，何不可哉！杨公始于事亲而亲安之，以施其族人而称慈，行己则人爱。其政之在民者，民不忘也。其庶乎所谓求仁莫近者，非邪？补之先君与公善。初，补之教授北京国子监，贫无以葬先君。公问所乏，赒其半，乃克葬，而公未始以为德也。今公葬矣，补之不能身相事，尚忍铭公？然以谓其故旧铭之耶，则非公之故旧，有信之者矣。铭曰：

德藏于中，故人不知。人不知者，天知之。天实知之，其后昌有时。

敕某：尔任举者为令，而能修其职，以见推称。命尔以为幕府之官，而又试以字人之事。夫南面而听百里，岂轻也哉？维能强恕以求仁，然后副吾置吏为民之意。可。

伏奉差中使传宣，今月七日辰时三刻迁入新府，并借官车就赐御筵者。恩厚不赀，诚优贤之务称；顽冥无似，欲报国而知难（中谢。）。臣等过以凡材，并膺殊选，久壅贤路，上孤圣时。伏惟皇帝陛下谋德在容，求仁以恕。谓大臣方宣劳于王室，则上主当加恤其私家。发使禁闱之中，视图魏阙之下。取材置臬，一皆断于睿谋；成事告功，初不烦于宰旅。重纡衡盖，周视庭除，申以中人，喻之良月。使及日辰之吉，即于堂寝之安。辍车府之傍牵，载其帑重；移饔官之烹割，侑以鼓歌。欢更逮于迩臣，宠已加于小己。阴阳或谬，未知燮理之方；风雨其除，徒赖帡幪之赐。臣无任。

比承手笔，问以所疑，哀荒久不为报。勤勤之意，不可以虚辱，故略以所闻致左右，不自知其中否也，唯求仁所择尔。盖序《诗》者不知何人，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，不能为也。故其言约而明，肆而深，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，不当疑其有失也。二《南》皆文王之诗，而其所系不同者，《周南》之诗，其志美，其道盛，微至于赳赳武夫、兔罝之人，远至于江汉、汝坟之域，久至于衰世之公子，皆有以成其德；《召南》则不能与于此，此其所以为诸侯之风，而系之召公者也。夫事出于一人，而其不同如此者，盖所入有浅深，而所施有久近故尔。所谓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者，《诗》之《序》固曰：「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」。然所谓《大雅》者，积众小而为大。故《小雅》之末，有疑于《大雅》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又作诗者，其志各有所主，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，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司马迁以为《大雅》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，《小雅》讥小己之得失，而其流及上。此言可用也。又宣王之《大雅》，其善疑于小；而幽王之《小雅》，其恶疑于大。盖宣王之善微矣，其大者如此而已；幽王之恶大矣，其小者犹如此也。凡《序》言刺某者，一人之事也；言刺时者，非一人之事也。刺言其事，疾言其情。或言其事，或言其情，其实一也。何以知其如此？「《墙有茨》，卫人刺其上也」，而卒曰「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」，是以知其如此也。刺乱，为乱者作也；闵乱，为遭乱者作也。何以知其如此？平王之《扬之水》，先束薪而后束楚，忽之《扬之水》，先束楚而后束薪。周之乱在上，而郑之乱在下故也。乱在上则刺其上，乱在下则闵其上，是以知其如此也。管、蔡为乱，成王幼冲，周公作《鸱鸮》以遗王，非疾成王而刺之也，特以救乱而已，故不言刺乱也。言刺乱、刺褊、刺奢、刺荒，序其所刺之事也。言刺时者，明非一人之事尔，非谓其不乱也。《关雎》之诗所谓「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」者，孔子所谓「哀而不伤」者也。《何彼襛矣》之诗所谓「平王」者，犹格王、宁王而已，非东周之平王也；所谓「齐侯」者，犹康侯、宁侯而已，非营丘之齐侯也。《郑·缁衣》之诗宜也、好也、席也，此其先后之序也。此诗言武公父子，善善之无已，故《序》曰：「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」。席，多也。宜者，以言其所善之当也；多者，以言其所善之众也。缁衣者，君臣同朝之服也；「适子之馆」者，就之也；为之改作缁衣而授之以粲者，举而养之也。能就之，又能举而养之，此所以为有国者之善善，而异于匹夫之善善也。夫有国善善如此，则优于天下矣，其能父子善于其职，而国人美之，不亦宜乎！《生民》之诗所谓「是任是负，以归肇祀」者，言后稷既开国，任负所种之谷以归而肇祀尔，非以谓兆帝祀于郊也。所谓「卬盛于豆，于豆于登，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」者，言我既为天子得祀郊，则盛于豆登，其香始升，而上帝居歆尔，非以为后稷得郊也。其卒曰「胡臭亶时，庶无罪悔，以迄于今」者，言上帝所以居歆，何臭之亶时乎？乃以后稷肇祀，则庶无罪悔，以迄于今，得郊祀之时尔。盖所谓「文武之功，起于后稷，故推以配天」者此也。卫有邶、鄘之诗，而说者以谓卫后世并邶、鄘而取之，理或然也。既无所受之，则疑而阙之可也。意诚而心正，心正则无所为而不正。故孔子曰：「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」。此《诗》之言，故曰「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」也，非以它经为有异乎此也。吾之所受者为此，则彼者吾之所弃也。所谓「彼哉彼哉」者，盖孔子之所弃也。孔子曰「管仲如其仁」，仁也。扬子谓「屈原如其智」，不智也。犹之《诗》以不明为明，又以不明为昏。考其辞之终始，则其文虽同，不害其意异也。忠足以尽己，恕足以尽物，虽孔子之道，又何以加于此？而论者或以谓孔子之道，神明不测，非忠恕之所能尽。虽然，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。「好勇过我」也者，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，能勇而不能怯，非成材也，故孔子无所取。古者凤鸟至，河出图，皆圣人在上之时。其言「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」者，盖曰无圣人在上而已矣。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，所谓美人也。其于尊五美、屏四恶，非待教也。若夫郑声佞人，则由外铄我者也。虽若颜子者，不放而远之，则其于为邦也，不能无败。《书》曰：「能哲而惠，何忧乎驩兜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」？由此观之，佞人者，尧舜之所难，而况于颜子者乎！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，言而已。言之入人，不如声之深，则郑声之可畏，固又甚矣。孔子曰：「如有所誉，其有所试矣」。谓颜子「三月不违仁」者，盖有所试矣。虽然，颜子之行，非终于此，其后孔子告之以「克己复礼」，而「请事斯语」矣。夫能言动视听以礼，则盖已终身未尝违仁，非特三月而已也。语道之全，则无不在也，无不为也，学者所不能据也，而不可以不心存焉。道之在我者为德，德可据也。以德爱者为仁，仁譬则左也，义譬则右也。德以仁为主，故君子在仁义之间，所当依者仁而已。孔子之去鲁也，知者以为为无礼也。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也。以微罪行也者，依于仁而已。礼，体此者也；智，知此者也；信，信此者也。孔子曰「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」，而不及乎义礼智信者，其说盖如此也。扬子曰：「道以道之，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，义以宜之，礼以体之，天也。合则浑，离则散，一人而兼统四体者，其身全乎」！老子曰：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」。扬子言其合，老子言其离，此其所以异也。韩文公知「道有君子有小人，德有凶有吉」，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，此为不知道德也。管仲九合诸侯，一正天下，此孟子所谓天之大任者也。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，此孔子所谓小器者也。言各有所当，非相违也。昔之论人者，或谓之圣人，或谓之贤人，或谓之君子，或谓之仁人，或谓之善人，或谓之士。《微子》一篇，记古之人出处去就，盖略有次序。其终所记八士者，其行特可谓之士而已矣。当记此时，此八人之行，盖犹有所见，今亡矣，其行不可得而考也。无君子小人，至于五世则流泽尽，泽尽则服尽，而尊亲之礼息。万世莫不尊亲者，孔子也。故孟子曰：「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」。孟子所谓「市，廛而不徵，法而不廛」者，先儒以国中之地谓之廛，以《周官》考之，此说是也。廛而不徵者，赋其市地之廛，而不徵其货；法而不廛者，治之以市官之法，而不赋其廛。或廛而不徵，或法而不廛。盖制商贾者恶其盛，盛则人去本者众，又恶其衰，衰则货不通。故制法以权之，稍盛则廛而不徵，已衰则法而不廛。文王之时，关，讥而不徵，及周公制礼，则凶荒札丧，然后无徵，盖所以权之也。贡者，夏后氏之法，而孟子以为不善者。不善，非夏后氏之罪也，时而已矣。责难于君者，吾闻之矣，责善于友者，吾闻之矣。虽然，其于君也，曰「以道事之，不可则止」，其于友也，曰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」。王驩于孟子，非君也，非友也。彼未尝谋于孟子，则孟子未尝与之言，不亦宜乎！求仁所问于《易》者，尚非《易》之蕴也。能尽于《诗》《书》《论语》之言，则此皆不问而可知。某尝学《易》矣，读而思之，自以为如此，则书之以待知《易》者质其义。当是时，未可以学《易》也，唯无师友之故，不得其序，以过于进取。乃今而后，知昔之为可悔，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，追思之未尝不愧也。以某之愧悔，故亦欲求仁慎之。盖以求仁之才能而好问如此，某所以告于左右者，不敢不尽，冀有以亮之而已。至于《春秋》三传，既不足信，故于诸经尤为难知，辱问皆不果答，亦冀有以亮之。

事有出于千世之前，圣贤辩之甚详而明，然后世不深考之，因以偏见独识，遂以为说，既失其本，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，盖有之矣，伯夷是已。夫伯夷，古之论有孔子、孟子焉，以孔、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，是愈益可信也。孔子曰：「不念旧恶，求仁而得仁，饿于首阳之下，逸民也」。孟子曰：「伯夷非其君不事，不立恶人之朝，避纣居北海之滨，目不视恶色，不事不肖，百世之师也」。故孔、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，不念以怨，不忍事之，以求其仁，饿而避，不自降辱，以待天下之清，而号为圣人耳。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，伯夷叩马而谏，天下宗周，而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而为《采薇之歌》。韩子因之，亦为之颂，以为微二子，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。是大不然也。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，天下孰不病纣？而尤者，伯夷也。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，则往归焉。当是之时，欲夷纣者，二人之心岂有异邪？及武王一奋，太公相之，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，伯夷乃不与，何哉？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，行年八十馀，而春秋固已高矣。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，计亦数千里之远，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，岁亦不下十数，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，乃死于北海邪？抑来而死于道路邪？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？如是而言伯夷，其亦理有不存者也。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，太公相而成之，而独以为非，岂伯夷乎？天下之道二，仁与不仁也。纣之为君，不仁也；武王之为君，仁也。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，以待仁而后出。武王之仁焉，又不事之，则伯夷何处乎？余故曰，圣贤辩之甚明，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。呜呼，使伯夷之不死，以及武王之时，其烈岂独太公哉！